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大陆最大的工业城市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走上了整体转型之路。上海，开始像一只头雁，带动着整个长三角、长江流域，乃至全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我认为，浦东开发开放有三条基本经验，那就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线，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要求，始终体现以开放改革驱动创新的发展特色。”站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了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国经中心理事长王战，他从浦东的“起名之争”说起。

  “新区”不叫“特区”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曾遇到一个起名的问题，黄浦江东面的那块土地应该叫什么呢？过去中国领导人也曾为在南方边陲的特殊经济区域取名而绞尽脑汁，最后一锤定音：叫特区。此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有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五个经济特区。那么浦东，还叫经济特区吗？

  “后来，我们想清楚了，浦东不搞‘特区’，搞‘新区’。”曾为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历次重大规划、改革出台的王战这样解释，“新区和经济特区不同，经济特区有强大的资源吸入功能，就像核聚变，而浦东是核裂变，要释放能量。”叫“新区”不叫“特区”，是基于对当时国情、市情实事求是的判断，才做出的决策。名称不一样的背后，浦东也走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不搞“特区”，意味着浦东开发开放不倚重国家给予的特殊政策，而是依靠自主改革、自费改革的“双自改革”。“浦东没有问中央要钱，没有向国家要财政优惠政策，而是采取了新思路、新理念和新发展方式，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国有和集体所有土地从无偿划拨变成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使得三十年前的一片农地变成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一片城区。”

  与“特区”的单向对外开放不同，浦东的开放是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浦东开发开放不仅仅是浦东的事情，还事关整个上海，服务于长三角、长江流域和全国的发展。“今天上海要建设‘五个中心’，‘中心’的意义就是辐射。实际上自浦东开发起，上海就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要释放能量，辐射周边地区。”

  在这个过程中，浦东一直坚持功能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双层创新”。其中，功能创新贯穿始终。上海推进“五个中心”建设，而浦东的五个功能区正好对应着这个目标：陆家嘴对应金融中心，外高桥对应贸易中心，张江对应科创中心，洋山港和浦东机场对应航运中心。同时，浦东的发展从未离开过科技创新。“从中国人造的第一块芯片在浦东诞生，到建设硅谷、药谷，制造大飞机、大科学装置，建设张江科学城……创新一直是浦东开放和改革的驱动力。”“双向开放，双自改革，双层创新，这就是浦东的特色。”30年一路走来，浦东从“新区”，到“不是特区的特区”，到“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个个称呼的背后，代表着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每一步试验，在浦东这座“实验室”里落地、开花，并辐射全国。

一次“化危为机”都有浦东身影

   “纵观这三十年里，上海和国家每一次遭遇危机都会想到浦东，每一次化危为机，浦东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危机上看浦东，王战读出了“天降大任”的三十年。

  “浦东的开发建设最早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一场关于‘上海何处去’的讨论中提出来的。”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南方地区迅速崛起，炽烈的南风猛烈吹动着黄浦江水，上海人的失落感比任何时候都强，人们苦苦思索：上海应向何处去？“当时有四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西扩、北上、南下、东进，最终‘东进’的方案得到了共同认可。”

  当时的上海正面临着人口拥挤、交通困难、工业集中、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而浦东是缓解和疏散老市区人口和工业的理想之地。“开发浦东就是为了解决上海城市改造的困难，带动上海未来的发展。”1987年，王战参加了上海市政府成立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研究小组，从战略、政策、法律、资金等方面研究开发浦东的可行性。

  而彼时的中国，也面临着苏联解体等复杂的内外环境。国际上一度对中国经济实行封锁，1989年和1990年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低迷的两年，在这样的形势下，浦东开发成为扭转局势的重要支点。“从根本上说，开发浦东不是为了浦东本身，而是带动长江流域，解决东中西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是一种大局观。”1990年4月18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出了上海浦东这张王牌，浦东的命运彻底改变。“另一次危机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国人都在激烈讨论，中国到底要不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事实证明加入WTO以后的10年恰恰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王战指出，在中国加入WTO的进程中，浦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入世’以后迫切需要专业从事WTO事务咨询和研究的机构，当时只有三个月时间，没钱也没地方，最后是在浦东开发办公室旁边的4号楼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WTO事务中心。”此后，浦东在国际会议中心开出了中国第一个全球性论坛——财富论坛。“现在在中国这种国际会议开得多了，但当年的首个就是上海财富论坛。”

  今到了2020年，全球遭遇新冠疫情以后，世界经济面临新的危机，此时国家再次高举浦东开放旗帜，作为稳定经济压舱石的浦东再次肩负重任。“在最新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排名中，上海首次晋升至全球第四位，这对浦东自身发展来说是新机遇。在新一轮的‘化危为机’中，浦东要继续发挥领军引航作用，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推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

  东西联动，勾勒出两条优美天际线

  1971年6月，黄浦江上第一个越江工程——打浦路隧道正式建成，结束了黄浦江两岸长期悬隔不通的状况，圆了百年上海人天堑变通途的梦想，这也是浦东开发的一幕序曲。

  “当年浦东开发的最狭义目的首先是带动浦西发展，解决上海城市改造困境，创造新增量，让浦西能够喘口气。”王战回忆，当年浦西旧城改造压力非常大，“每个五年都有500万平方米以上动拆迁任务，2000万平方米以上二级以下旧里需要改造。旧城改造过程中那些居民住在什么地方，腾挪的空间就需要从浦东开发。”其次，浦东的开发从功能上恢复了上海历史上远东最大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的地位。“过去，外贸公司、央行分行等金融机构都在外滩。浦东开发后，把这一个局面改过来，所有新设立的金融机构、外资银行分设机构、生产要素市场全部放在浦东。”等外资银行进来以后，又进一步提出把跨国公司的总部放进来。“总部经济的概念，其实最早就是从上海浦东破题的。”

  王战指出，上海东西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西强东弱；90年代，以东带西；如今是东西联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浦西城市化进程迅猛， 而一江之隔的浦东直到1990年前仅在沿江形成了厂区、商业及生活区拥挤在一块的城市化区域，这种局面直到浦东开发开放后才有所改变。从1990年开始，通过东部功能打造带动西部实行旧城改造，产业重组，把制造业腾出去。“最明显的效应是到2010年世博会以前，用20年时间把浦西林立的一千多根烟囱全部拔掉。”在郊区形成五六个工业基地，石化往南边金山、漕泾走，钢铁包括炼钢、造船、造车的“铁三角”往北走……浦西实现城区改造的同时，一个“新上海”也在浦东冉冉升起。

  “如今进入第三阶段，是东西联动的格局。”王战指出，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科创板设立所在地上交所在浦东，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和虹桥商务区在浦西，“三大任务一个平台”，两个在东面，两个在西面。而在大交通领域，浦东将建成高铁东站，与大虹桥商务区同样形成“东西两翼”的格局。

  世界上大多数国际化大都市都只有一条天际线，很少有两条。”1987年，王战曾在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岸边遐想，上海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美丽的天际线？30年后，这个梦想成真了。黄浦江水蜿蜒流过外滩，流过陆家嘴金融城，形成两个S型的优美曲线。“它们一条面向历史，一条面向未来……”

                                                             来源：  上观新闻